太史公曰：「余闻之先人曰：『伏羲至纯厚，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，《尚书》载之，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，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，推三代之德，褒周室，非独刺讥而已也。』」
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
上大夫壶遂曰：「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？」太史公曰：「余闻董生曰：『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』」
余所谓述故事，整齐其世传，非所谓作也，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，谬矣。
罔罗天下放失旧闻，王迹所兴，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，论考之行事，略推三代，录秦汉，上记轩辕，下至于兹，著十二本纪。
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，为《太史公书》。
太史公说：「我听先人说过：『伏羲最为纯厚，创作了《易》的八卦。尧舜的盛世，《尚书》记载了它，礼乐因此兴起。商汤周武的兴隆，诗人歌颂了它。《春秋》采录善行、贬斥恶行，推重三代的德行，褒扬周室，并非只是讥刺而已。』」《春秋》这部书，上则彰明三王的治道，下则辨别人事的纲纪，分别嫌疑，明辨是非，判定犹豫，奖善憎恶，尊贤贱不肖，保存已亡之国，延续已绝之世，补救弊坏、振兴废弛，这是王道的重大内容。上大夫壶遂说：「从前孔子为什么作《春秋》呢？」太史公说：「我听董生说：『周道衰微废弛，孔子担任鲁国司寇，诸侯陷害他，大夫阻遏他。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用、道义不能施行，于是评断二百四十二年之间的事，作为天下的准则，贬抑天子，斥退诸侯，声讨大夫，以此达于王道之事罢了。』」我所说的是记述旧事、整理其世代相传的记载，不是所谓「作」，而您把它比作《春秋》，就错了。我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，考察王业兴起的所在，追溯本原、推究终结，观察兴盛、察看衰败，论定考核其行事，略推三代，记录秦汉，上起轩辕，下至当今，写成十二本纪。共一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，名为《太史公书》。